中国进入地铁高速发展时代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建设地铁的城市是25个，从北京、上海到广州，从沈阳、青岛到成都，全国各大城市都处在地铁建设的热潮之中，地铁建设热潮已蔓延至内地众多城市。

2006年，全国只有10条地铁线路运行，2015年则会变为86条。地铁像一根魔棒，一方面带来交通便利、财富加速、城市升级的好处，另一方面也造成沿线原有建筑与树木的被迫迁移乃至破坏。在各大城市构建的地铁版图中，自然文化遗产正在面临难以言说的困境。

2010年，为给地铁“让路”，武汉市百年老街被“腰斩”：83岁“四季美”汤包馆歇业，百年老店“精益”眼镜迁至鄱阳街；上海一幢有着90年历史的古建筑整体“行走”了20多米；2011年，昆明龙头村一晚清古屋突遭拆迁。

2010年到2011年间，还有许多城市为了修建地铁移植树木。大连市移栽了中山广场的15棵百岁老树，包括10棵雪松、4棵银杏、1棵水杉在内。北京地铁8号线迁移了北二环城市公园占地内的树木总计148株。南昌为地铁1号线给200余棵樟树进行搬家……

这笔账该怎么算？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古树保护领域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专家黄先生介绍，按照常理，超过一定规格（30厘米及以上）的大树，由于移植后生存环境的恶化，存活率仅为50%。

不止如此，北京市绿色京华园林绿化技术服务中心的魏洪远指出：许多树种成长较慢，若移植，为提高存活率需要动一番‘手术’，即砍去枝桠，这就失去了欣赏价值。从环境角度讲，以法桐为例，一棵法桐一年可以吸收1到2吨有害气体，移植后至少5年内都不会达到这种吸附效果，绿化功能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还有文化遗产的损失。且不说那些刻满沧桑的古建筑，即便是一株株平凡的行道树，也会因为与某段历史盘根错节，显得倍加珍贵。

“文化遗产是城市的基因，拆除文化遗产，就相当于破坏城市的地域文化，消除城市的文化身份。”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蔡宝光秘书长说。他表示，一个城市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特点，千城一面，那等于失去了生命力。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管理研究室主任宋迎昌认为：目前中国很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很突出，尤其中国现在“拆迁”和“建设力度”。还是要加强公众参与程度，决策之前多听取民众意见，有没有备选方案。

“中国目前以经济建设为主，有些问题处理比较急功近利。可能如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前辈说的，有些文化遗产的破坏，是要日后用更大代价找回来的，甚至找不回来。”宋迎昌不无担忧地说。

城市也需要“人文规划”

面对来势汹汹的地铁以及更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城市到底该以什么姿态，去面对那些布满历史脉络的建筑和树木？

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已经受到重视。去年青岛地铁一期M3号线全线开工，由于地铁沿线有大量百年以上古树名木，地铁指挥部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在设计时尽量避开了古树名木。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黄先生说，在北京超过100年树龄的树木均被列入“古树”范围受到保护。北京以往也出现过工程建设与古树“争地”的现象，但相关工程必须经市主管领导批准，通过专家讨论方可实施。

中国城市建设院注册城市规划师胡天羽表示，地铁建设确实存在某些技术瓶颈，特别是地铁出站口设计的技术难度比较大，瓶颈多，可延伸的空间不多。不过，他也指出，城市规划应该把民众感情和历史沉淀考虑在内，尤其是许多极富历史积淀的城市。

北京大学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彭峰说，在美国，一个工程要上马，必须通过三方面报告：工程技术报告、经济学报告和美学报告。三个报告是独立的，缺一不可，分别由具有资质的公司或研究所承担。其中，美学报告主要分析该工程对城市的人文景观会否造成破坏，具有积极或消极影响。在中国目前掀起的城市建设热潮中，这种模式显然是值得参考的。（记者 郑娜 沈慧 吴杨）
保护与发展不可兼得？

历史文化保护和现代化发展的关系，历来令城市管理者头疼，特别对那些老城而言。

2005年，德国西部科隆市一条修建中的地铁，使得古老的圣约翰教堂发生严重倾斜，顶端水平偏移原位达1米之多。

2009年，德国科隆历史档案馆大楼严重坍塌，始作俑者再次被指为修建中的地铁工程，千年档案毁于一旦，以至于有人惊呼：“我们今天损失的是摆放在总计18公里长档案架上的德国历史。”

如此种种，被席卷进现代化浪潮的人们，早已处变不惊了，最多围观一阵，长叹一声，无奈离去。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城市需要发展，正如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期待好生活与新未来。

只是，人们不可能永远埋头向前，城市需要记忆，正如每个人也会时常怀念起那些老物件与旧时光。一个城市没有现代化交通，好比是一个人血管不畅，会出现健康问题。而一个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则像没有灵魂的人，死气沉沉。

现代化进程中无数的“巨手”，地铁只是其中之一，它创造性打开了所有潜伏在地下的黑暗空间，带给人们另一种出行可能和生活方式，是不是也必须带走它必须带走的一些东西？譬如所到之处的自然遗产、文物古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人说，这就是换取城市发展的代价。如果真的可以有代价，那么是否可以为了换取城市记忆，也付出一些“代价”？譬如遇到有价值的古建筑和名树名木，地铁线路能否尽量绕开，不能绕开的，尽量做好迁移方案，迁移后妥善照顾，加大保护力度。

同样是文明之都，希腊雅典修建地铁的“代价”就非常大。地铁建造工程师们常常被考古学家强有力的游说击败，忍受漫长而耗费巨大的工程延期。由于不受到紧迫工期的干扰，考古学家们甚至强迫建筑公司改变路线，绕开这个有着3000年历史的城市的考古发现。

难怪希腊人敢这么说：“延期，预算超支：雅典地铁修建总是这样。但这正是它的魅力。”世界上最有名的地铁让路，也发生在雅典。当年在修建蒙那斯提拉奇广场站延长部分时，由于担心古雅典墓地的沙质地层不足以承担巨大压力坍塌，希腊考古学家和地铁公司由开始的争议转变为激烈争吵。最终，地铁公司将地铁站的位置移动了400米。

中国人向来深谙鱼与熊掌之说，但历史文化保护和现代化发展并非不可兼得，两者更不是鱼死网破的关系，无非就是多动些脑筋，多花些钱，多耽误点时间，不值得吗？